（3）担保制度及担保品选择方面的不足。
当然，说到我国发行市场可能是一种独特的秩序，是一种外国经验也无法涵盖的秩序，并不是说它就是绝对的有序，更不能将之固化、僵化并神话。不少人担心注册制不能有效防止发行人欺诈，从而导致保护投资者的效果不如核准制。
注册制改革的秩序，在市场发展中逐步形成，是人们在新的理念指导之下，自身的行为方式变化后相互间的预期和行为方式的磨合;这不是个别人的才智或洞察力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时间的鬼斧神工。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根本制度是有管理的市场经济，注册制改革需要服从基本的制度，注册制下依然需要采取适度管控发行节奏等做法，与宏观调控协调一致，减少经济与市场的剧烈波动。但是，斯科特的制度三要素理论有其局限性，其三大基础要素并不是边界明晰的三个独立体，而且原先由某一种基础要素所支持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环境的变迁，会由另一种基础要素来维持。近期有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调控发行节奏的做法，极大地扭曲了股票市场供需的自我平衡，不符合国际惯例，必须在注册制改革中消除这些扭曲。
我国注册制改革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如果变动过多，超出了市场的承受能力，改革就可能失败房地产行业内部的并购重组也不可避免，再加上地方政府，今年是地方政府债务到期三万八千亿，金融界非常的严阵以待，因为地方基础设施没有现金流，最后以中央财政债务置换来平稳渡过，预计未来两年还得依靠一部分中央政府债务置换，同样不可避免是这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对应着不同的基础设施，我们在降他们的杠杆的时候，他们还有很重要的渠道是对资产进行处置，利用已有的基础设施进行资产证券化，资产并购重组和整合。
有的央行会减息，有的央行考虑加息，支撑背后不同货币政策走向是不同经济周期发展的不同阶段。第二、对2016年的展望，目前的情况看，即使美元加息全球的低利率环境依然会持续，表现在中国市场上资产荒的现象会持续。这个时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偏好驱使它自然退出了，从广义金融服务看，恰恰是这个时候最需要金融业提供支持。而重资产的行业钢铁厂、水泥厂，恰恰这一轮经济调整中产能过剩的行业，如果沿用原来的重资产的经营模式，就会把非常宝贵的金融资源还继续给到传统的现在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而且客观上也挤压了新兴产业的发展。
客户刚刚出现经营压力的时候，其实才是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要大展才华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企业找不到相应服务的机构和产品。哪些行业有资产拿来给你抵押担保呢?是一些重资产的行业。
今天中午刚刚跟一家大的商业地产里边的金融主管在讨论，资金流和资产流的匹配问题。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困惑的现象，现在到很多地方走访一些企业的转型，听很多企业家讲转型的大计，我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绝大部分的企业家几乎都把发展金融业作为转型的备选方案之一。无论是企业家还是金融家，这一点上面临共同的挑战，如何把基础资产转换为可以投资、可以交易的标准或者非标准化资产。这一点用金融转型来服务和推动经济转型，在这里我想谈三点看法： 第一、当前的金融服务需要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里重资产模式转到学会支持轻资产运营的企业的模式上。
今天给大家汇报的就是用金融来推动经济转型，从三个方面，第一是金融服务，要从习惯重资产的环节转到轻资产，从主要服务于企业发展中的稳定现金流的阶段，转到服务于整个生命周期;第二低利率环境会持续，也使得资产荒现象持续，所以对企业家和金融家来说，要从负债经营主导转向资产经营主导;第三并购重组会成为金融推动经济和企业转型的主要方式，谢谢大家!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经济转型 。简言之，在经济周期上层阶段经济体里在估值比较高的市场周期里去拿资金、卖资产，在经济周期下行市场里我们去拿资产、投资、对外配置，对接的聚焦连接点是中国本土市场转型的需求。这对我作为一个金融政策研究人员触动也比较大，我想其中有不合理的成份。我在基层做银行业务实务不少年，还做过两家上市银行的风险委员会主席，坦率的说，在已经有营利的企业、有资产的企业，银行对它的服务和竞争已经非常充分了。
如果我们的金融界能做的好，能够推动经济和企业的转型，如果金融界的做的不够好，企业家自己完全也可以做，因为资产在你们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处于高速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美国、英国、欧洲和以色列及很多其他富裕国家的金融体系都经历了长期缓慢的发展过程。
对财政资源、政府收入、税收优惠的争夺一直存在，也绝不会结束。当通货膨胀率非常高时，铸币税会成为一大重要收入来源。
中国的金融体系正迅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很多人出于流动性考虑抛售某些资产导致其价格人为下跌时，中央银行买进这些资产，就有可能在将来获利。但是，银行的活期存款账户或储蓄账户非常类似，它们更多地取决于银行的整体信誉。我的论点并不是用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博弈来论证中央银行制度安排的正规论点，也不是经济学中常用的最优代理人模型。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在此时此地讨论这一问题是有益的。虽然，这种方式在美国和英国已经长期不再使用，却在世界其他国家经常出现。
为什么各国最终都建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呢？ 中央银行有两大主要任务：稳定价格和充当最后贷款人。以前看重资产流动性的人们开始抛售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资产，并将这些资产转换为更安全的其他流动性资产，从而导致资产价格下跌。
下文我会讲到中央银行可能变得不理想。很多曾经看重其热销（或者说流动性强）的公司也想要立刻卖掉这些证券，并将其转化为国库券或者联邦储蓄系统存款，结果导致证券价值下降。
如果我去一个有恒定人流的机场饭店，人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就不可能赊账。据我所知，中国的金融体系变化非常快，很多我了解的政策可能明天就会被废止。
这一观点似乎隐含在欧洲货币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当中。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什么，而在于这些职责是明确的，不涉及在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挑挑拣拣。当资金主要依靠人际关系网络流通时，借方和贷方都非常了解彼此。所以当我走进一家三明治店时，我不会再打欠条，店主也不会接受，我会向他出示我签的银行支票，这也是一张纸，但是相较于我打的欠条，他更愿意接受这张支票。
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努力重新引入中央银行并最终取得成功。通过扩大货币供给控制实际资源的这种能力就是铸币税。
有人会说，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和政治家能够表现出足够的克制来创建这种制度，可能就不需要这些正式的权力约束了，因为有这样尽职尽责的政治家就不需要这些制度了。能够熨平价格和利率波动的中央银行将以稳定的速率为不断增长的经济供应货币。
这可能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的金融体系。你会发现，国会对一个议题的投票与对另一个议题的投票之间有稳定的联系。
这告诉我们合同中包含这一条款一定有成本，如果没有成本，为什么不是所有合同始终都包含视通货膨胀率而定的条款呢？所以，我们可以直观地知道，修改以当地货币单位签署的合同来反映当地货币真实价值变化的风险，是有成本的，尽管不知道成本的确切数额。铸币税问题也令人担忧。有了这一金融市场和股票的革新之后不久，英国的很多贸易公司开始销售股票。如果经济每年以3%的速度增长，要保持价格稳定，货币存量就需要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这实际上使财政政策当局和货币政策当局之间的对话更加困难。安德鲁?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时承诺摧毁当时的中央银行，他确实这样做了，这并没有终结美国的经济增长。
当人们开始认为某些银行可能破产时，就会出现挤兑。将这两者相分离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尝试着这样做。
人们谈论税收体制改革、讨论财政体制改革，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关于公共资金的优化使用和适度政府规模等问题通常很难有统一意见。货币政策的透明、政策制定机构会议记录的公开、明确的经济预测的公开，以及预期货币政策会如何助益中央银行维持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的分析，所有这些内容在设定了明确的通胀目标的国家都会被记录和公开，在美国也是如此，尽管美国表面上并不明确地要求通胀目标制。
